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彭卿

长白山的历史与人文源远流长，上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山海经》，下可绵延至东汉时期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在进入二十世纪后，鼓吹长白山与《红楼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的观点在红学界悄然兴起，推动这一思想的正是来自于吉省林著名学者、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副会长陈景河先生——在对《红楼梦》中“大荒山”的考证中提出“长白山说”——“大荒山即长白山”，此乃陈氏红学理论的奠基性观点。随着这一观点的提出，逐渐在红学界以及吉林省引起了不小反响，不仅颠覆了以往的红学定论，而且对于未来长白山文化与旅游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性文化以及学术思想建构，其立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否则一旦将其理论应用于实践，那将对整个文化区域产生灾难性后果，因此，“长白山说”能够成立的前提是经得起理性的拷问与历史的检验。

一、缘起

2018年9月19日，由长白山管委会主办，长白山管委会文广新局、长白山红楼梦学会承办的2018首届《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研讨会如期举行。此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红学会、北京曹学会，吉林省红学会的大力支持，参会学者大约四十余位分别来自于红学、满学、清史学、易学以及民俗学领域，学者们共同探讨长白山与《红楼梦》之间的文化渊源。伴随着长白山与《红楼梦》之间的热度提升，2019年9月24日至9月26日，以“《红楼梦》源头文化发掘与展示”为主题的2019首届长白山《红楼梦》艺术节在长白山池西区举办，其目的在于为长白山打造一个有“根”的文化。然而，长白山之“根”为何，不仅关系着长白山未来的发展走向，而且对长白山文化建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此，在学术论证上需要对长白山之“根”给出坚实的立论，尤其是需要给出长白山文化的存在论依据，否则，任何一种所谓的长白山文化，不但经不起哲学理性的拷问，而且必将成为游谈无根的文化乱象。

对长白山文化之“根”的追寻，不但关乎长白山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定位，而且关系着长白山的文化建构。尽管在对长白山之“根”的文化探索已历经多年，但长白山文化之“根”在人文化成意义究竟为何，始终困扰着长白山的未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陈景河先生提出《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即长白山”的“长白山说”后，继而推出《红楼梦》主旨是东北满族文化的兴衰史，并试图从《红楼梦》中挖掘出长白山文化，这显然是在为长白山与《红楼梦》之间建立起“历史桥梁”。由于“长白山说”是陈景河先生红学的立论之基，因此，考查长白山是否是《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则成为陈氏红学能否成立的关键。追溯“长白山说”的历史发端，于1990年《吉林日报》所刊登的陈景河“《红楼梦》与长白山——大荒山小考”一文为始，在随后的几年里，陈景河先生分别撰写了《“太虚幻境”辨》（1991 年）、《风流神女秦可卿》（2000年）、《<红楼梦>中的东北风》（2005年）等三十余篇红学论文。

依据陈景河先生的考证，《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即长白山”，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其谐音寓意为“长白山勿吉哀清根封”。随着这一系列的红学观点的提出，在红学界以及吉林省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东北著名作家、红学家端木蕻良认为陈景河先生观点有“石破天惊的感觉”；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张庆善认为：“景河先生研究《红楼梦》的基本观点，就是‘大荒山即长白山说’，这是景河先生的一家之言，是深深印上陈景河标记的《红楼梦》研究‘新说’。”此“新说”的理论动机为何，在其著作《<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一书的后记中表露无遗：“我觉得发掘《红楼梦》蕴藏的长白山文化，对边疆的巩固和旅游经济的开发，意义重大。”由此可知，陈氏的“长白山说”的主要目的是在《红楼梦》中挖掘蕴藏的长白山文化，主要服务于“边疆的巩固和旅游经济开发”，对于长白山日益兴盛的旅游业来说，“长白山说”对旅游与经济开发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需要一个学术和历史的考验。

伴随着陈景河先生“大荒山即长白山说”，在整个红学界以及吉林省获得越来越多学者认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者声音，如2003年邱华东在《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提出反驳：“《红楼梦》“大荒山”并非长白山——与陈景河先生商榷”。邱华东认为：“《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并非陈景河先生所误引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大荒山’，也与长白山无关，乃‘荒唐言’耳。不能认为《红楼梦》主旨是写满族的兴衰史，表现的是中原腐朽文化和关外满族原始素朴文化的冲突等等。”然而，面对邱华东提出的诸多反驳，陈景河先生并未给予回应，依旧按照“大荒山即长白山说”的观点，继续以满族萨满文化为主旨来研究《红楼梦》。

关于《红楼梦》的主旨问题，历来颇受争议，由于《红楼梦》采用的是文学隐喻的笔法——“真事隐去”，故而对《红楼梦》的解读需要符合作者本意。然而，陈景河先生把满族文化兴衰为解读视角，以考证《山海经》以及刘建封的《长白山江冈志略》为考证依据，提出“长白山说”，邱华东对陈景河先生给出的论据提出以下问题：

（1）《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 ”是否就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记的“大荒山”？

（2）《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记的“大荒山”是否就是东北的“长白山”？

（3）郭璞之注是否是指长白山的勿吉部？

（4）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所记的“辽阳人惠豆根误闯女娲补天练石加工厂”的“传说”是否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有关？

（5）女娲是否为大清帝国缔造者的形象？满洲先祖的生活是否“无拘无束的自然、和谐、美好的生活”？

根据邱华东先生的考证，证明其一：“长白山是在北方或东北方的古代‘大荒山’，应该记载于《大荒北经》。而陈先生却引用《大荒西经》来证明其说，这显然成了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山海经》中的《大荒西经》是记载的我国西部边远山区的地理山川，其所说的‘大荒山’也必定在我国西北，与东北长白山毫无关系。”其二，“从郭璞之注原文中，我们根本看不出‘一臂三面之乡系指勿吉部。’郭璞说的是‘此两面人也’，只不过是由‘三面之乡’联想到‘两面人’的连类比附，这是很清楚的。”其三，“陈先生将《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当成《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大荒山’，以《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记的‘大荒山’当成东北的长白山，都是不能成立的。”

上述问题表明，陈景河先生为实现“大荒山是长白山”的理论目的，不惜在文献考证上刻意避开《山海经·大荒北经》而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论据。对于这一引用文献错误问题，邱华东给出了反驳论据，在当时并未引起红学界的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荒山是长白山”这一观点自提出以来，被红学界视为理解《红楼梦》的“新视角”，陈景河以满族文化以及萨满文化作为理解《红楼梦》的思想钥匙。从满族起源而言，长白山正是满族文化的起源地，在清代被称之为“龙兴之地”，因而陈氏认为满族文化将是成为解读长白山与《红楼梦》之间的桥梁。陈景河先生从满族文化和萨满文化角度考证，认为《红楼梦》开篇所言女娲补天之处在“大荒山”即长白山，其“无稽崖”的谐音就是“勿吉哀”（满族人先祖的称谓，属于生活在长白山比较古老的民族），而“清埂峰”为“清根峰”的谐音，即满清帝国之根。

陈氏以满语和女真语的谐音音译《红楼梦》中的术语，大有问题。这是因为，如此音译清代以前的文献，完全是违背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在于，“大荒山是长白山”这个观点立论的关键在于《山海经》中“大荒山”究竟为何？虽然，邱华东虽然指出了陈景河“长白山说”诸多观点问题所在，但并未从根本厘清楚陈氏“长白山说”产生的历史根源以及伪造文献的历史事实。

二、指证

2019年长白山红楼梦艺术节（后文简称“艺术节”）在长白山池西区如期举行，长白山书院山长鞠曦先生受邀参加艺术节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会开始前，鞠曦先生向会务组索要论文集，会务组一直未给并以各种理由搪塞，后来鞠曦先生打听到自己的论文并未收录到论文集中。在鞠曦先生的强烈要求下，最终收入到论文集，而鞠曦先生拿到论文集已是会议开幕式的当天早上。根据“2019届长白山《红楼梦》艺术节论坛流程”的安排，9月25日为与会学者发言，鞠曦先生发言被安排在当日下午发言，其题目为“长白山与《红楼梦》文化之正本开新”，主持人由北京《曹雪芹研究杂志》的位灵芝主编担任评议人，最终换为陈景河先生担任评议人。（依照原定会议议程，陈景河先生本为27日上午的评议人，不知什么原因调整为鞠曦先生主旨演讲的评议人）。会议进行到鞠曦先生主旨演讲，开篇就点明陈氏“长白山说”的问题所在：“陈景河先生为了使《红楼梦》之‘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思想内涵服从自己的理论目的，提出‘大荒山之为长白山说’，因此，故意必须舍弃《山海经·大荒北经》的‘不咸山’，而用《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大荒山’，并且对引证文献进行肢解，以合己意。”

在《<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一书中陈景河先生是这样论证的：

“自辽金始，长白山之名开始普遍使用，成为定名。其主峰称白头山，满语珊延乌珠阿林。就是说，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地人称长白山为大荒山，曹雪芹写书时，大荒山之名，已鲜为人知，被作者按揭入书。大荒山之名，最早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

“言人头三面各有面也。元菟太守王欣至沃沮国，问起耆老，云：‘复有一破船，随波出在海岸边，上有一人，项中复有面，与语不解，（了）不食而死。’此是两面人也。吕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乡也。’”

陈氏所言“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地人称长白山为大荒山，曹雪芹写书时，大荒山之名，已鲜为人知，被作者按揭入书。”此论所谓“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地人称为长白山”，这个“历史时期”不但并未给出文献依据，而且谎称内地人称长白山为大荒山。最为严重的是，为达到“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理论目的，不惜对郭璞注的《山海经》文献进行肢解，故意舍弃《山海经·大荒北经》的“不咸山”，而采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大荒山”之论。为给“大荒山即长白山说”提供确凿的文献依据，陈景河将文献中本没有的话语刻意编造来冒充历史文献，其性质极其恶劣，在论证过程中话语闪烁其词，极力掩盖自己伪造文献的痕迹，由此言到：

“郭璞好像料到读者会有此问，又注云：‘然地在西荒，何可云出（在海边）？此神话之山 ，诚不可以常理推之。’郭璞所说的‘大荒山’是神话中的山，不可用常理推之，也讲得通，但说服力不强。《山海经》编简错乱，为学界所公认，本应归入北经的山，错乱到西经，本应归入到西经的内容，被编入北经的情况也不少。”

（《山海经》郭璞注，畢沅校，1989年3月第1版）

根据陈景河先生所提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的《山海经》中查阅可知，郭璞所注《山海经》根本没有“又注云”这一番话。面对铁证如山的文献证据，陈景河先生一再声称文献证据就在此书之中，最终在一本《山海经全译》发现了陈景河先生所言的“证据”，即：

（《山海经全译》，袁珂译注，1991年12月第1版，第303页）

可见，在1989年版郭璞所注的《山海经》中根本没有“又注云”，然而“又注云”完全来自当代人袁珂于1991年所译注的《山海经》中，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方山……日月所出入也”，这个既非是《山海经》中原有的文献，也不是郭璞注《山海经》中的文献，而是今人袁珂所注。由此可知，陈景河先生杜撰文献“又注云”背后的理论动机：其一，剪辑文献，以符合其理论目的。在论证“大荒山”这段文献中，故意删除郭璞所注“无所臂也”，致使读者误以为郭璞分不清《山海经·西经》中的大荒山与《山海经·北经》中的“不咸山”之间的区别，为实现《山海经》文献内涵符合自己的理论目的，杜撰“又注云”一番话后，陈景河极力否认《山海经》思想的权威性，故言“《山海经》编简错乱”为名，掩盖自己杜撰文献的理论目的，在逻辑与文献举证上可谓是漏洞百出。

随后，在“长白山文学大观园”的公众号上，陈景河先生刊登了《关于“大荒山之为长白山”的新思考》一文为自己观点辩护：

“郭璞好像料到读者会有此问，又注云——‘然地在西荒，何可云出（在海岸边——笔者夹注）？此神话之山，诚不可以以常理推之（矣）。’这句话，出自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303页。）着重说明因为是神话中的山，不可以以常理推论，虽说编入西经，这丝毫不影响‘大荒山之为长白山’的论断。郭璞是给‘方山’条目作注，大方山，大方顶子，亦称大荒顶子，距白头山72公里，是环白头山最大的祭祀之山。因引文较短，且夹在叙述文中，没有注明出处。”

根据陈景河先生的“新思考”，可以看出所论根本没有回应长白山书院鞠曦先生提出文献裁剪和杜撰问题，而是故意避重就轻掩盖问题实质。鞠曦先生在反驳《关于“大荒山之为长白山”的新思考》的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陈景河先生的问题所在：

“查阅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303页，可知，此句为：‘方山…日月所出入也：（袁）按：此方山为日月所出入唯一之山也，然而地在西荒，何可云‘出’，此神话之山，诚不可以常理推矣。’由上可知，此乃袁珂按注：《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袁珂所按，是‘西海之外，大荒之中’之‘方山’，其乃‘日月所出入唯一之山也’。显然，其与伪造的郭璞‘西荒云出’不是同一座山！‘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的‘大荒山’难道与‘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日月所出入也’的‘方山’是一座山？明明是袁珂按‘方山’，怎么成了陈氏所谓的‘郭璞是给‘方山’条目作注’，难道郭璞‘日月所入’与‘日月所出入’都区分不开吗？郭璞难道把‘方山’与‘大荒山’混为一座山吗？难道‘长白山’是‘日月所出入’之山吗？可见，陈氏所谓的‘新思考’：‘郭璞是给‘方山’条目作注，大方山，大方顶子，亦称大荒顶子，距白头山72公里，是环白头山最大的祭祀之山’可以休矣——难道陈氏所证的‘距白头山72公里’的‘大方山，大方顶子，大荒顶子’是‘日月所出入唯一之山’？由此可知，无疑复加的逻辑混乱与强词夺理，又如何能掩盖‘伪造文献’之事实！”

勘察完陈景河先生裁剪文本、杜撰文献的心理路程，其行为不但践踏了基本的学术规则与学术伦理，而且对学界撒下了近三十年的弥天大谎，即便是曾经有学者指出其问题，陈氏对此却置若罔闻、将错就错，致使“长白山说”得以荼毒至今。最令人不解的是，鞠曦先生在会议中指出陈景河先生问题所在，陈景河回避鞠曦先生的指证，强词夺理，拒不承认伪造文献的事实，实为学者以及红学界之耻！长白山作为吉林省重要的地理与人文载体，对整个吉林省在经济发展与人文化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近几年的各类长白山文化活动中，“长白山说”受到红学界、省委及当地政府的重视，鼓吹从《红楼梦》中挖掘长白山文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大型文化商业项目纷纷上马。上述事实表明，“长白山说”完全是陈景河先生通过剪裁和杜撰文献所形成的伪说。令人惊奇的是，陈氏“长白山说”在杜撰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伪说，居然能够在红学界流行近三十年而未被发现和揭露，而且众多红学专家对陈景河先生的“长白山说”的观点盛赞有嘉。可见，陈氏“长白山说”完全展露出中国红学界的学术生态，同时也表明陈氏伪说为红学界“荒唐”学术的典型，这不但为红学界蒙羞，而且也注定成为了长白山文化史上的笑话。

三、论辩

鞠曦先生在学术报告中指证“长白山说”存在杜撰文献问题，指出了陈景河先生剪裁、杜撰文献的证据，引起了参会专家与学者一片哗然。在鞠曦先生完成学术报告会后，茶歇其间，有不少学者向鞠曦先生表达对“长白山说”的一些看法。会后下午休息时间，会议主办方邀请鞠曦先生与陈景河先生商议，在长白山天池举行一场论辩，围绕大荒山是否是长白山而展开论辩。

关于长白山与《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是否存在着关联，会议主办方邀请陈景河先生与鞠曦先生次日一同参于“巅峰论辩”，其目的就长白山是否是大荒山问题进行公开论辩，双方各自选择三人作为其观点的辩护方。晚餐后，在“《红楼梦》艺术节学者交流群”里，不少学者就鞠曦先生提出的质疑产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作为“长白山说”的倡导者陈景河先生，在当日夜晚并未在微信群里就诸多学者所争论的问题给予回应，而是一直缄默不言。由于陈景河先生所著《<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一书由生活·读书·三联书店所出版，其主编朱利国先生与责任主编马翀先生皆在“《红楼梦》艺术节学者交流群”中。面对鞠曦先生对陈景河先生提出的指证，作为书籍主编不但不去校正错误以正视听，反而在群里极力为其错误辩解：

“介绍一点情况：陈先生这本书的出版过程此书拖了三四年之久，一是部门人手有限；二是作为出版人，要对读者负责，三联书店的创始人韬奋先生有言，‘竭诚为读者服务’，既包括图书的质量，又涵盖其他各个方面。长白山即大荒山说，90年代初有所耳闻，但非红学圈内人，无研究，只是从初高中到大学读过几遍（今日也断续读）。接到书稿，我们十分慎重，逐一核对，及至出版前的那年十一，责编马翀（复旦中文系硕士）利用假期，由京专程赴长春，在陈先生家中逐条核对注释、史料出处，确保无误后才付梓。书出版后，作为出版人，我们也诚惶诚恐，担心编校工作的不到位而遭受非议，同时也十分欢迎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真理，越辨越明；如果按照卡尔·波普尔的试错原则（否定法）的科学哲学来理解，这也未尝不是好事。我非常感谢我的助手马翀为本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更感谢陈景河先生几十年来矢志不渝去钻研红学，为红学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可能理路，开辟一条路径。介绍这一背景，目的无它：作为编辑，我们还是慎而又慎的，也许我们的工作还不到位，尚祈读者、研究者批评指正，以便日后再版时修订。同时，我们的愿望：希望作者能进一步拓展，及时回应有关方面的质疑声音，完善此研究，为建设文化长白山、繁荣长白山经济贡献绵薄之力。谨识于会场。”

作为《<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一书的出版编辑，面对微信群里众多学者对陈景河的指证可以看出，朱利国先生所言表明其一，避谈鞠曦先生提出的文献指证，回避此书所出现的文献杜撰问题；其二，将书中出现的文献问题归咎于其助手责任编辑马翀，并且一再声称“我们十分慎重，逐一核对，及至出版前的那年十一，责编马翀（复旦中文系硕士）利用假期，由京专程赴长春，在陈先生家中逐条核对注释、史料出处，确保无误后才付梓。”然而，事实表明，《<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书中论证的“长白山说”关键证据存在着文件裁剪与杜撰，作为编辑以及责任编辑对此却置若罔闻，极力逃避问题。

在各方激烈争论的时候，一位“认真码字”的微信群友表达了自己看法，其大意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的作品”，并要求大家应该包容陈景河先生的“不完美”。显然，这位群友表面上是淡化陈景河先生的错误，甚至将文献杜撰的事实故意忽略不计，其实质上是在为陈景河先生以及出版社推诿责任，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但如此，“认真码字”要求驳斥陈景河这一方的学者“报上大名”，在一些学者自报家门后，自己却始终躲在屏幕后面不肯报出自己真名，为此“认真码字”说到：

“诸位，群内之争我以为是学术流派之争，看了半天，才知道是孔老夫子的吊书袋，有点迂腐，甚至可笑，书真的读死了。二十四史已经修订了好多次，不也有硬伤才去修订的吗？你能否认中华书局版本的权威性吗；炮制长白山说我感觉有点上纲上线，急赤白脸在学术圈找存在感，要百家争鸣，不是一言堂，只要自圆其说、自成一家就好，不然哪来百花齐放呢？今天会上有专家还说《红楼梦》有N多版本呢，照曹先生的著作讲应该只有一个是定本，怎么大家就多版本都认可了呢？别钻牛角尖，不然什么学问也做不出来；‘竭诚为读者服务’确实要为读者服务，如果是错误一定改正，图书出版有出版标准，不是你发现一处错误就是天大的事，告知天下就说这本书如何如何，请把你的大作报上来，难道就是一处错都没有的完美之作吗？我等待拜读大作。”

仔细分析上述话语可知，表达内容可谓矛盾百出、游谈无根。这是因为，学术讨论讲究的是文献证据的真实性与逻辑一贯性问题，而非是修史问题（显然，修史问题并非是在主观故意杜撰，而是补充新资料，这与主观杜撰文献在动机上有着根本不同），问题表明，以修史问题来掩盖文献杜撰问题，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事实上，微信群友“认真码字”所言，在对遮蔽学术问题、掩盖文献杜撰、推诿责任方面展现的淋漓尽致，完全罔顾事实铁证，脱离了基本的学术规则与伦理，与真正的学术毫无关系。在其价值立场上，“认真码字”所言纯属故意遮蔽问题、推诿责任，为作者与出版社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托辞而已，这在客观上纵容了学者违反学术规则、践踏学术伦理的恶劣影响。

由于《<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一书所引用郭璞注校注的《山海经》存在着文献剪辑与杜撰文献问题，从问题的本质上而言绝非是作者无意为之，也非出版社不知情，而是是陈景河先生与三联出版社精心合谋的结果。这是因为，从文章写作到最后编辑出版，在核心文献举证的地方，文本编辑出现了刻意的文字编辑、裁剪、杜撰文献的事实，并非仅仅作者一方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出版社共同参与方可完成。作为学术观点的提出与论证，首要在于建立真实的文献以及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而任何违背学术规则与践踏学术伦理的行为必然遭遇到历史的审判与淘汰。

三、问题与出路

自清末以来，伴随着清代政治制度解体，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社会根基已失去了政治、学术甚至伦理上的“合法性”。西学东渐之风湮没了对古典儒学终结的历史反思，在全盘西化的同时彻底地反传统文化，反儒家的思想浪潮化逐渐成为整个时代的呼声，尤其是五四、文革以来历次文化劫难，造成了儒家思想所塑造出的社会生态与人伦道德摧毁殆尽。时至当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不绝，以复兴传统文化之名的各种文化乱象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出来，由于未能完成孔子儒学本体论的推定，导致今日的儒学复兴困境。从历史角度而言，现代新儒学未能从清代儒学反思中找出传统儒学解体的历史原因，未能从孔子儒学的角度来正本清源，转而承接宋明理学并试图融通西学，这为当代新儒学的命运埋下了孔子儒学本体论缺失的历史隐患。因此，现代新儒学难以摆脱宋明理学终结的历史命运。

儒学复兴之路在何方，中国当走向何处去，成为困扰中国从近代以来前进路上不可逾越的思想障碍。“清代思潮”的历史反思表明，近代中国的思想挫折与反思并未走出《红楼梦》中所揭示的“假愚蠢言”，反而在当今学术与社会生态中愈演愈烈，伪国学、贼儒学更是曲意逢迎，在蒙蔽理性、麻痹民众思想上无所不用其极，产生这一文化乱象的原因正是在于，自近代启蒙以来中国学术未能走出千年以来“假儒蠢言”的历史循环。按照其历史与逻辑统一性要求，儒学终结于清代，因此，反思儒学首要是从清代开始。作为清代产生的《红楼梦》在文学领域中虽然一直炙手可热，但从未上升到哲学思想层面来研究其中的内在逻辑，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目的究竟为何，在百年红学历史中聚讼不已，表面上的学术繁荣掩盖不住对《红楼梦》宗旨的各种曲解与附会，老一辈红学家俞平伯在晚年反思红学时无不悲愤地表达出红学研究的历史境况：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曹雪芹所处的历史背景，严酷的“文字狱”促使曹雪芹在表达自己思想时，不得不采用“真思隐”的文学笔法，“谁解其中味”正是后世红学家前仆后继多要追索的问题，故而红学研究者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论及《红楼梦》的写作笔法时有言：“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官之多曲笔”。

红学研究纵然已有百年历史，各家红学流派粉粉登上历史舞台，终因不能把握曹雪芹“真思隐”与“假愚蠢言”的内在逻辑而出现了文艺化、碎片化、娱乐化、低俗化的研究倾向，甚至不少所谓红学专家脱离了《红楼梦》文本“曲意逢迎”，罔顾《红楼梦》基本的思想立场，这不但严重扭曲了《红楼梦》一书本身所要表达的思想性，而且将红学成为猎取名利的工具，更有甚者，为达目的不惜杜撰文献，恶意曲解《红楼梦》的思想宗旨，尤其是陈氏“长白山说”最具典型。可见，红学乱象与当代中国学术乱象以及文化乱象在本质上班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问题表明，学术一旦脱离了自身的规范与伦理，不但不能成为人探索真理的手段，反而成为制造谎言的工具，贻害无穷，学者与学术的合法性就此而丧失。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因此，评议学术的功过是非完全是基于历史与理性的角度评价。学术是学者理论建构，承诺着思想的本真性，故而凡是违背学术伦理与学术规则的学者必将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反思陈景河先生的“长白山说”产生的心理动机、理论缘由，表征出文化生态以及学术制度同样归属于“假愚蠢言”的表现形式。陈氏炮制出的“长白山说”理论目的，并非是从红学基本宗旨出发，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以“发掘《红楼梦》蕴藏的长白山文化，对边疆的巩固和旅游经济的开发”为其理论指向，完全背离了《红楼梦》思想的基本立场。从陈氏红学思想发端至“长白山说”的历史形成，无不围绕此目的而展开，这就是说，陈氏红学以及“长白山说”并非是以研究《红楼梦》为其价值承诺，而是以长白山旅游开发作为其主要理论目的，由此而产生了似是而非的长白山文化。通过长白山2018年以及2019年举办的《红楼梦》会议以及艺术节成果，已经向世人展示出“长白山说”的历史影响。陈氏试图以萨满神话、自然王国的方式解读《红楼梦》，进而构造出以萨满文化为主体、满族文化为内容、以《红楼梦》为形式的长白山文化，这一切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在长白山建造《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警幻仙境”等浩大的工程项目。

无论从《红楼梦》小说的思想主旨还是从其内容而言，在现代文明中建造“大观园”与“太虚幻境”来实现长白山的经济效益，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实为吊诡之事，因为这些大型文化工程项目不但违反了长白山文化的存在论，而且在人文化成意义上误导民众、麻痹理性。小说中的“大观园”悲剧已经表明，由“大观园”塑造出的“假愚蠢言”最终戕害了每个人的生命，无一善终。长白山常年寒冷，大部分时间处在冬季，故而，脱离了长白山自然环境的基本存在而“曲意逢迎”经济发展。从曲解《红楼梦》出发，根本不能从中推定出文本中承诺的“真思隐”，那么，解读《红楼梦》就必然陷入“假愚蠢言”的历史轮回中。《红楼梦》中的“题纲正义”究竟想要揭示的是什么？“《红楼梦》之‘题纲正义’是为了推定造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社会生态之原因，是对传统文化与政治现实进行的反思与否定，其‘提纲正义’乃揭露‘体制故意’及‘曲意逢迎’所基于的文化与传统及其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警唤’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之终结。”

《红楼梦》中所揭示出来的“体制故意”与“曲意逢迎”对中国文化的正本清源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尤其是对于“假儒蠢言”所造成深重的历史灾难具有极其重要的反思意义。由此可见，《红楼梦》中所蕴含深刻的思想性，在中国历上的各类小说无能出其左右，具有着深远的哲学与文化反思意义。反观陈景河炮制的“长白山说”旨在于为长白山旅游提供理论指导，即以萨满文化为主体、满族文化为内容、以《红楼梦》为形式的“长白山说”，既曲解了《红楼梦》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否定，又试图恢复被曹公所抛弃的满族文化。这无论对于解读《红楼梦》还是对长白山的长远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倒退，而非时代之进步！

陈景河在其“《红楼梦》与长白山文化”一书中的后记中表露了“长白山说”的心理路程：

“1980年至1983年，我的小说创作小有成果，短篇（《黑阎王轶事》）、中篇（《五峰楼的传闻》）等在吉林省破天荒地被《小说选刊》连载并得奖，有了一点小影响。作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亟待补‘地域文化’课。在翻阅长白山史料时，发现《魏书》与《北史》中均称呼长白山为‘太皇山’这里的‘太皇山’当读为‘大荒山’。突地，满族‘发祥地’三字闪电般浮现脑屏：‘呀，难道《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是指长白山？’也就是说，《红楼梦》是从大清根脉写起的？我意识到，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如果真是这样，此前的一切红学论说，将重新验看，某些‘红学’观点或者将重新改写！我不敢相信自己的发现，这么浅显的隐寓，二百多年来没人论及？于是我仔细查询资料，发现《山海经·大荒西经》曾直呼长白山为‘大荒山’史上脂砚斋、高鹗、王希廉等看破，只是有所顾忌，不肯言破；邓狂言、景梅九则接近言破。这让我信心百倍，开始了以‘满族’发祥地长白山为发端的《红楼梦》与满族文化思考。”

根据“长白山说”发端的思想过程可以看出，陈景河先生首先采取的不是以严格的文献考证来证明“长白山说”，而是以先入为主的方式来杜撰文献来附会其观点。也就是说，先确立起观点，然后以文献考证的方式抛弃正确的观点，为达目的附会论证甚至杜撰并伪造文献。在《山海经》文献上，故意撇开《山海经·大荒北经》沿用已久的“不咸山”不用，而直接用于长白山毫无瓜葛的《山海经·大荒西经》来证明。由于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关于“大荒山”与《红楼梦》中“大荒山”同名，故而，陈氏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大荒山”就是长白山，并以此为立论，开始了文献剪辑与杜撰的学术历史过程。

为隐匿文献杜撰问题，陈氏一面承认“不咸山”为长白山，一面又以古满语、女真语来解释长白山为大荒山的音译。就其理论事实而言，《山海经》这本书早期由汉语写成，陈氏所引注郭璞所注解的《山海经》（1984年版）在两晋时期完成，若是以后世的女真语或者古满语解释其中的名词或者概念，不但违背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且造成论证上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可见，陈氏为炮制的“长白山说”在其思想发端与历程形成中有其一脉相承的价值承诺，即利用文献杜撰的方式进行学术投机。陈景河先生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论证基础的前提下，处心积虑地构造出“长白山说”，近三十余年而无人揭露，红学乱象由此可见一斑。

陈氏“长白山说”之所以能够在红学界兴盛近三十余年而不被人揭露和批判，用《红楼梦》所揭示的思想来表达，即“体制故意”与“曲意逢迎”的结果。这就是说，陈氏明知长白山在《山海经》中为“不咸山”已成为历史定论，然而为得出《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即长白山”这一观点，不惜剪辑和杜撰由郭璞所注的《山海经》文献，实为“假愚蠢言”的当代再现。陈氏的伪说能够被诸多红学家所追捧，甚至省委及当地政府以其伪说作为长白山旅游文化的标志，由此打造出长白山文化，真不可谓不“荒唐”。由此可见，陈景河作为学者扮演着这个时代的“假愚蠢言”，而学术界、政府、出版机构及相关红学专家却成为“曲意逢迎”者，“假愚蠢言”与“曲意逢迎”者正是“体制故意”所需要，“长白山说”由此炮制而成。

反思当代中国学术生态，在学术繁荣的背后隐匿着一支无形的手，主导着学术前进的方向，《红楼梦》中的“假愚蠢言”在当代社会与学术生态中，“体制故意”的无形作用愈演愈烈，中国学术将走向何处意味着中国将走向何方。曹公之“警幻”对于当代学术与文化有着重大的警示作用，接续清代以来的思想启蒙已成为文化正本开新的理论前提。因此，从思想上启蒙并正本清源，实为当代学者的历史使命，而哪些刻意“曲意逢迎”、“假愚蠢言”、“假儒蠢言”者不但丧失了其学术合法性，同时也将成为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